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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保持银行业利润合理增长

添加时间:2017-07-04 14:56  所属栏目:经济论文 来源:未知 作者:朱微亮
摘要  
  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增速显着放缓,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银行业利润增速已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如何在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保持银行业利润合理平稳增长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实证表明,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信贷的增长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但是金融过度和偏离实体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如果商业银行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可能会带来一时“兴旺”,但终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摧毁商业银行发展的基础。纵观世界经济金融史,几乎找不到当实体经济萧条、衰退时银行还能够独善其身的案例。
  
  现代银行体系建立前的服务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此开启了银行业探索现代化的进程。
  
  从分层次银行体系建立来看,国有专业银行建立为第一步。1979年中行、建行和农行相继恢复或设立,1984年央行剥离商业银行业务成立工行,1994年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为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相继成立了股份制银行。1987年,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招商银行在蛇口成立,随之新设了兴业、民生、华夏等股份制银行。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解决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开户难、结算难和融资难问题,我国自1995年开始建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自此,城市商业银行经历了21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经营到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转变历程,逐渐成为我国银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监管体制演化来看,1948年-1984年,我国实行大一统金融管理体制,对货币发行进行计划管理,调控手段以行政命令为主;1986年,国务院发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同时确认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涵盖了信托、金融租赁、经纪咨询、证券发行、投资等多个领域,标志着银行管理初步迈开法制化步伐;1992年,证监会及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成立,对证券市场进行双头管理,开启了我国分业监管的先河。总体看,1984-1992年,我国实行央行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风险极易传染。
  
  为了治理金融“三乱”,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央行职责,央行、专业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实体脱钩,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我国第一部《商业银行法》更是强化了分业经营原则。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合并,加上新设的保监会,初步形成了监管的“三驾马车”.2003年,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进行分设,分业监管模式正式成型。
  
  在现代银行体系建立前阶段,银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存贷款规模迅速扩张,贷款产品品种不断丰富。从银行存贷款方面来看,1949年的各项存款由1.49亿元增长至2003年的20.8万亿元,年均增长24.5%;各项贷款由1.04亿元增长至15.9万亿元,年均增长24.7%.贷款与GDP之比由1952年的15.9%提高到2003年的115.9%.分机构类型看,截至2003年,农信社贷款余额1.7万亿元,占比10.7%;股份制银行贷款余额2.23万亿元,占比14.1%;政策性银行1.85万亿元,占比11.6%;国家银行贷款余额10.1万亿元,占比63.6%.股份制、农信社、国家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余额年均增速分别为50.9%、25.5%、23.7%和11.1%.
  
  从信贷品种看,金融机构创新多个品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1977年贷款品种主要有工业企业贷款余额334.2亿元,占比19.7%;供销企业贷款187.9亿元,占比11.1%;商业企业贷款996.9亿元,占比58.7%;农业贷款134.5亿元,占比7.9%.为了满足实体经济投资对中长期融资的需要,1989年贷款品种变更为流贷1.02万亿元,占比71.4%;农业贷款984.2亿元,占比6.9%;固定资产贷款1780亿元,占比12.5%.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品种也开始出现。2003年增加有价证券投资及票据融资两种产品,其中增长较快的为有价证券投资、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
  
  机构上,除了传统的银行机构,创新的机构也纷纷出现,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它们的租赁保证金等也计入金融机构的信贷收支表中的“各项存款”.2000年起,各省的部分农村基金会并入农村信用社。
  
  信贷狂飙的十年
  
  2004-2013年是我国银行业高速发展、信贷规模大幅扩张的黄金十年,大部分银行连续多年实现净利润同比超过15%以上的增长。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表明,高速利润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改革因素,也有特定金融发展阶段的金融抑制因素。
  
  一是金融改革的红利。2003年左右,国际社会估计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25%,整个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我国政府通过资产注入、不良资产剥离、债转股以及陆续股改上市等多种方式,再造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二是经济发展红利。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十年以上的景气期,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6.8%,银行业信贷市场快速扩张。也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守信重诺的国民品质,这期间的违约率极低。三是投资红利。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叠加上我国城镇化加速,重化工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派生了海量的融资缺口。但是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直接融资工具尚不普及,85%的融资方式为人民币贷款方式。四是储蓄红利。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社会储蓄能力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居民信奉儒家文化,有良好储蓄习惯,储蓄率高达50%以上,这些因素为银行提供大量的廉价资金。五是政策红利。为了防止重蹈覆辙,调控当局一方面严格市场准入,另一方面有目的地为银行提供合理的利差环境,存贷款基准利差一般情况保持2~3个点以上,为银行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这段时间,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有一个质的飞跃。一是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复合年均增速超过18%.2013年,全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51万亿元,全金融机构负债规模141万亿元。二是商业银行利润猛增,收入结构改善。2013年净利润为1.74万亿元,是2003年的55倍,非息收入占比由个位数提升至15%,部分商业银行超过30%.三是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显着增强,资产质量迅速提高,不良率从13.2%降至1%.四是资产投放上,有90%以上投向了信贷,“贷大、贷长、贷集中”成为这阶段最重要的标志。
  
  受监管政策、市场环境变动的影响,该期间又可以细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银行业同质化扩张阶段(2003-2007年)。在资产构成上,除了贷款、存放央行款项和资金备付外,基本没有其他资产品种;在收入构成上,来源极为单一,净利息收入占比在85%-90%水平,有些城商行的占比更在95%以上;在资产的年均增速上,五大行的同比增速在10%-25%区间,股份制银行同比增速多数超过25%,最高年份达40%以上,城商行同比增速为30%以上;在利润增长上,净利润增速远超资产规模增长。
  
  二是“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阶段(2007-2010年)。在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提振下,基础设施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先行复苏,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2009-2010年银行业新增贷款近30万亿元,新增贷款接近当年GDP值的一半。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规模由2008年的0.76万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14万亿元,按揭贷款新增了1.6万亿元,平台贷款余额年均增长70.4%.
  
  三是表外信贷高速扩张期(2010-2013年)。随着信贷大量投放,存贷比等监管政策约束力越来越强,银行不得不借助表外渠道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带动了理财业务迅猛发展和同业业务的快速扩张。银行理财余额由2011年的3.2万亿元增至2013年的10.2万亿元,年均增长33.6%;同业资产年均增速23.4%.
  
  当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进入一个转型的焦虑期
  
  经济转型引起的焦虑。“9·11”事件标志着全球进入不安定期,在经济层面体现为对外担心陷入欧美的日本化、经济危机、英国的脱欧以及零利率或负利率等长期化后的高收入陷阱,对内担心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拉美化、人口负债与老龄化陷阱等。
  
  在经济理论层面,先有英国女王质问经济学家为何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来临,又有保罗?罗默(Paul Romer)向主流宏观经济学发难,认为宏观经济学无用,现代宏观经济学借用大量的“假设”与“数学工具”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顾观点与现实是否相符。
  
  宏观比例层面,Branko Milanovic&Christoph Lakner发现,在1988-2008年的20年间,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收入增速呈“大象曲线”.其中,中产雇员人均收入增速最高,企业家收入增速最低,对企业家激励不够以及风险资产的收益补偿为负。
  
  在产业结构层面,新兴产业占比11%,但支撑不起经济。而旧经济中的房地产投资、土地出让支撑的基建投资已经达到阶段性顶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中称,治理产能过剩,这个过程可能至少需要三五年。当前一到两年时间还看不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实际效果。
  
  银行服务企业的焦虑。首先是银行在服务企业的选择方面的焦虑。注册资本较大的,资产信用状况较好,风险低,但是高度竞争;规模较小的,竞争小,但注册资本较难抵御风险冲击。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死亡率呈倒U形分布,企业3-5年内死亡率最高,世界水平则在3-7年左右,与我国相当。美国《财富》调查显示,62%的企业生存期不超过5年,存活50年以上只占2%.且规模越大则死亡概率越小。基于此,银行服务应该更倾向于平均寿命长的行业。但现实情况是,我国长寿的企业不多,而周期较短的房地产企业常常成为银行服务的重要客户,但房地产业平均寿命仅为4.49年。
  
  在银行更加青睐的服务企业行业分布方面,就注册资本占所有行业比重和注册资本增速两个指标看,优势行业分布为租赁和房地产两个行业,但是这两个行业一个业务与银行有替代性,另一个受政策约束较多。
  
  在退出市场行业的行业中,批零业数量最大,达36.2%,制造业17.1%,租赁和商务9.7%,合计达三分之二。
  
  与服务成本相对的是,服务的收益在下降。因社会投融资需求减弱、货币政策宽松导致资金供给充沛、低风险或无风险利率不断走低等原因导致资产荒,资产供给不足,导致信贷需求疲软,资产收益率偏低。银行面临息差下降和不良上升的双重压力。
  
  跨界竞争加剧也降低了银行服务的收益。在支付结算方面,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结算工具竞争加剧;在个人借贷方面,陆金所、蚂蚁小贷、京东白条等产品不断涌现;在投资理财方面,余额宝、蚂蚁聚宝、招财宝等产品陆续推出。
  
  银行服务家庭的焦虑。根据家庭资产构成的二八定律,20%的家庭拥有80%的资产。数据显示,我国财富集中度更强,10%的人,拥有84.6%的资产。
  
  全球债券市场规模48万亿美元
  
  在总体资产分布方面,中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为66.5万元,中位数为2.4万元。其中,城市均值为146.8万元,中位数为3.3万元;农村均值为11.8元,中位数为2.1万元。2000万家庭总资产超300万,1000万家超500万。城市5%标准总资产410万,净资产391万,年收入23万;1%标准总资产960万,净资产863万,年收入56万。仅8.3%家庭资产高于均值(180万,其中70万房产),家庭的总体负债率为5%.
  
  在总资产构成方面,家庭资产以企业或个体户为主,房地产占比36%,金融资产占5%(75%为存款和现金)。1%为家庭资产,42%为企业,43%为房产,2%为汽车,1.4%为金融资产(其中一半为股票基金),其他为另类投资。
  
  银行在服务上具有规模经济的大客户,往往成为多家机构追逐的“香饽饽”,而且这个“香饽饽”可能更偏向配置房地产等不动产资产,而较少享用银行的服务。对中小客户,由于金融资产相对偏少,银行服务成本很高,维持营业网点的成本可能已经大大超过服务带来的收益。
  
  银行服务地方政府。在银行负债成本和资产收益倒挂的局面下,银行还面临服务政府的焦虑。在与地方政府博弈中,银行总是弱势群体,如中西部省份地方政府收回承诺函、PPP项目进度不能容纳足够多的资金、中西部有基建项目,但收益很低,东部基建项目基本完善,发展空间不大等问题。负债层级主要在市县,东部层级更低,甚至到乡镇。
  
  未来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趋势
  
  过去一段时间来,银行服务模式体现为:业务结构上以存贷业务为主,客户结构上以大中企业客户为主,收入结构上以利息收入为主。经济新常态下,原来的服务模式将面临重重困难,包括银行不良率居高不下将成为常态、存款增长乏力将成为常态、利差缩窄将成为常态、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将成为常态、客户个性化、专业化、综合化需求将成为常态。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增速也在换挡。按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后,增速将下降30%以上,而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1.3万国际元。我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名义经济增速为12%左右,但融资增速却在20%左右,导致银行业利润占经济体利润一半以上的日子不复再来。但随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息差收窄,人民币国经济新常态下,原来的服务模式将面临重重困难,包括银行不良率居高不下将成为常态、存款增长乏力将成为常态、利差缩窄将成为常态、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将成为常态、客户个性化、专业际化带来的外汇风险以及金融改革对原有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冲击,银行在融资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在金融业的资产比重,中国高达84%,而德国、日本和美国分别为61%、27%和17%.
  
  此外,不良上行且有进一步上行压力。2016年二季度,不良及关注类为4.03%,继续提高,尽管不良率稳定在1.75%左右。从世界比较来看,经营稳健银行的不良率普遍在2%水平,其中美国1.85%、德国2.34%、日本1.93%.而美国在2009年曾高达5.9%.
  
  另外,监管要求严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8年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比2013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也分别上调2个百分点,银行的资本缺口较大制约了放贷能力。
  
  在此背景下,未来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将会在回归零售主业、均衡多元创设产品和重构交易和流程银行的轻资产化改造等多个方面发力。
  
  依托外部信用和风控的资产委外化。银行自有资金除了投向信贷以外,大部分投向依赖外部信用兜底的非标准产品,比如说如以政府采购合同,PPP项目库等政府信用背书的政府信用项目;以一些高信用等级的企业主体进行回购、担保等增信措施的产业基金项目;以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主体信用或风控措施的委托投资项目。其主要原因在于银行本身的人才荒,现有人员难以覆盖市场风险。目前资产委托化的主力军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上半年末,我国全部委外资金16.69万亿元,其中国有银行委外资金4.86万亿元,股份制银行8.81万亿元,城商行和农商行合计3.02万亿元。
  
  银行回归零售主业。在居民财富增加大背景下,家庭对住房、汽车、医疗等资金需求日益增加,银行对零售信贷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且能够派生稳定的储蓄存款。因此,尽管相对于公贷的高风险、收益欠佳品种,零售业务单个规模相对偏小,但风险相对可控,收益相对较高,是银行业未来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着力方向。数据显示,2015年上市银行的不良率行业结构中,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等的不良率高达4%,而个贷不良率仅为0.95%.BCG数据表明,国际银行应对危机期间,零售大行平均利润率是多元化银行利润的5倍,其中富国银行年均股东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回报率8.5%,领先同业。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银行对家庭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新增量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以上,多的月份达到90%.
  
  创设多种产品,降低整体风险。理论表明,创设多种产品,可以通过降低资产组合波动率,提高资产和业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富国银行经验也显示,如果对每个客户只提供1至5笔业务,银行获取的收入仅为170美元,但若扩大至25笔业务品种以上,则单个客户可以得到5255美元的收入。对大型银行而言,创设多种产品,做到非息业务和利息业务均衡发展、境内业务和境外业务均衡发展、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均衡发展,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利用国内外经济的周期差,加大对我国实体经济走出去的服务力度,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大型银行拓展服务的重点。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走出去的动力尤为强烈。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外直投1456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占全球对外投资的9.9%,同比增长18.3%.其中境外并购579亿美元,涉及制造业、信息业、娱乐等18个行业。“一带一路”投资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其中83.9%在发展中国家,14.0%为发达国家,2.1%为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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