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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对我国治学研究的启迪[近代文学]

添加时间:2016-05-23 10:56  所属栏目:文学论文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李春燕
摘要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帝国267年间学术的演进历程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实在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一项伟大的创举。此书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然正如作者自言“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1],历时仅15天,便成书付梓。自1921年出版以来,大受欢迎,屡次再版而影响深远。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作者率性之为,无心插柳之果,且篇幅短小,形式上亦不合后世之学术规范,然通篇着述轮廓清晰,思想独立,一气呵成,足见作者胸中宏阔之气象与厚积薄发之功力。同时,他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现今治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一、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把有清一代学术大致分为前半期考证学和后半期的今文学。他极赞考证学派“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把其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归功于此。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学问即目的”,并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即不图政治上的功利目的,不求思想上的新闻效应,“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恰若,晚期所谓“新学家”者,其治学之笼统、粗率、浅薄,根源便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其求学、治学动机不纯,满怀政治或功力的热情而没有落实到真正的治学上来,“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质言之,有‘书呆子’,然后才有学问”[3]。现今治学,许多或出于评奖学金或评职称等现实因素而急功近利,难免学风浮躁,学问经不得时间验证,如此或许也能出一些成果,但难免改变为学之本质。治学首先要有基本的治学态度,还要有科学的研究精神———善疑、求真、创获。

  首先,对待学问当以善疑为出发点。清代思想界影响之巨,梁启超之所以认为除顾炎武、戴震外独推阎若璩、胡渭,原因便在其善疑之精神,而渐开清初疑经之风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专辩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等伪书;胡渭《易图明辩》指出宋以来所谓的《河图》《洛书》传自邵雍而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无关。他们所做的这些贡献,实乃“思想之一大革命也”。梁启超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亦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4]

  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其次,善疑方可求真。梁启超认为,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学问为不忠实”,于思想界之障碍在于“遏抑创造”与“奖励虚伪”。与此相对应,梁启超高度赞扬清代学者求真的治学精神。如梁启超批评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的“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而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阙焉”。然而,对于戴震及其戴门后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则大加赞扬,认为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者,实惟此种精神。同时治学不仅仅要实事求是,还要在求真的基础上有所创获,方达到治学之目的[5]。

  最后,善疑、求真而后才能创获。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身在学术史上就是一种创获,正可谓其推崇的治学精神之很好体现。首先体现在其生、住、异、灭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的学术史分期上。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即清代学术是以复古为特征,以绵密的考证形式出现而呈现出层层递进的上溯趋势,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再次,是对清代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始至终把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最后,在理论上又加以深化,不仅求真地对清代学术进行总结,而且还预测今后的学术发展趋势等等,创获甚多[6]。

  综上,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带给我们治学态度与精神上的启示———以学术为本位,而贯穿善疑、求真、创获的研究精神于其中。

  二、科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学术本位的基本立场是每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同时治学还必须辅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九部分中言“凡欲一种学术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7]。清代考证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诸位大师,取得斐然之成绩,“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通过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与推论6个过程。第一曰注意,意在告知我们治学当留心观察,善于发现。恰若,自人类历史以来,苹果不知落地几何,而惟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家家日日皆有沸水”,而惟瓦特注意到了水蒸气的力量。第二是虚己,即在注意观察而稍有所获之后,不可凭一时主观感想而轻下判断,当以客观之考证,切实之证据进行研究。第三为立说,言我们进行的研究并不是漫无目标的,可以先设立一假说作为标准。第四则须搜索证据来验证已经提出的假说,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做实验般。第五为经过搜证、验正后得出结论。最后则是反复的进行论证,归纳总结,得出规律以便推论于同类事物之间。如此,则治学有据可考,循序渐进,绵密严谨而出真知。这也是清学之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以为我辈程式者也”。此种严密详实、科学细致的方法,着实值得我们当今学者学习与实践。

  梁启超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8],而此种科学精神其表现程序包括留心观察事物、发现其特别之价值、罗列比较研究、比较结果立出己意、正反面博求证据等,基本涵蕴于上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种科学研究方法中,证据是关键。梁启超在总结正统派“朴学”之学风特色时凡列10条而有6条言证据;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后期今文学运动武断,原因就在于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曲解证据而犯了科学家的大忌。

  “因此,这一科学研究法的核心又在于如何看待‘证据’。”[9]同时,这也提醒了我们,治学讲究真凭实据,容不得半点虚假。然而,清人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其弊端。梁启超指出“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10]。

  故而又提醒大家“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但是“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故寄希望于未来的学者,“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精严”,“不坠其先业”[11]。我辈有治于学者,当不负梁先生所望,用科学之研究方法,而有所创获。

  三、思想的独立性

  治学当有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然若想有所创获还必须于其中贯穿思想的独立性。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从头到尾闪烁着思想独立的光芒。梁启超将有清两百余年学术史于思想界的影响,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正是他心怀思想独立论的最好注脚。

  第一,思想的独立性在于“不依傍“”不混淆”。梁启超言“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12]。其师康有为之大同思想,确为空前创获,然而却自托于孔子。梁启超自言三致其师终不果,而康、梁学派遂分。真可谓,“吾爱其师,吾更爱真理”的践行。因为,梁启超深知,托古、依傍之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

  第二,思想上的独立性还在于思想上的解放。如何解放思想?以复古为解放。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然,此“复古”绝非简单重复,定是想于复古中有所创获。即在节节复古中解放思想,在怀疑批判继承中解放思想。

  正如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另一方面,又张大其辞地表彰‘考证学’的科学方法,以为考证学的饶有科学精神加之今文学的怀疑解放勇气,正是清学的价值所在”[13]。且,其早在之前的《欧游心影录》中也提出要实行彻底的思想解放,言“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14],即就治学而言无论中西新旧思想还是金科玉律都不受其束缚,而保持质疑精神与思想的独立。求思想之独立,但“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之统一”[15]。可以颠覆圣经(如五经辩伪工作)、圣人(如反孔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圣学的合法权威性,而各家平等取向,各说同放异彩。恰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理论建构、康有的“大同世界”构想等等。

  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思想独立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促进,不可分离。在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和自己的客观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启超把晚晴思想界的粗率浅薄归结为“史料上的梁启超”,亦即“由于学术过多地为思想服务,思想过多地为政治服务,因此反过来政治的功利目的就削弱了思想的独立品格,思想的献媚习性就影响了学术的精纯厚重。总之,梁启超认为,后期今文学运动追求思想的战斗力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深厚学养根基也值得严肃批判”[16]。学术需纯厚,但决不可离开思想;追求思想独立的同时,又一定要以深厚学养为基础,即秉持着学术本位的基本治学,为学问而学问,踏踏实实地不断丰富充实自己。同时,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是求真,讲证据,也正是以学术为本位基本治学态度、求得思想独立性的体现。质言之,学术本位是根,是核心,科学方法是枝、是叶,需要不断的解放思想来给予更多的养分和支撑而开枝散叶,三者只有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方能结出果实有所创获而繁荣学术。

  综上所述,《清代学术概论》对我们现今治学的启示是秉持以学术为本位的基本的治学态度,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最终达到思想的独立与解放,从而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反之则又促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拓展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参考文献:
  〔1〕〔2〕〔3〕〔7〕〔8〕〔10〕〔11〕〔12〕〔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48,98,28,62,70,107,89,108.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7-88.
  〔5〕董立,戴浩.善疑、求真、创获———浅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史观[J].咸宁学院学报,2003,(5):84-85.
  〔6〕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84-387.
  〔9〕〔16〕杨海文,毛克明.《清代学术概论》的人文解读[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41,39.
  〔13〕张勇.“偶然”的背后:试说梁任公着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52.
  〔1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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